葉菁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面對接踵而來的荒謬事情，往往感到無奈、無力。這段簡短的禱文很能與我們的心靈共鳴。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記得年青時候，看到這篇尼布爾禱文，十分喜歡，特意抄錄，放在書桌附近當眼處。面對著大時代的轉變（那時是1997香港前途問題引發的種種社會政治變遷），不少基督徒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自處。禱文求上帝讓我們有智慧，分辨甚麼不能改變（因而要有平靜的心接受），甚麼能夠改變（因而要有勇氣改變），知所進退。最近才才知道，這篇禱文的原初版本如何以至作者為誰，曾引起爭議。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的女兒Elisabeth Sifton所著的The Serenity Praye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imes of Peace and War，指出其父親曾於1943年一篇講道中採用此禱文，內容是：
"God,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據學者Fred R. Shapiro的考據，尼布爾禱文大約始於1933年左右，當時的版本是：
"Oh, God, give us courage to change what must be altered,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helped,
and insight to know the one from the other."
三個版本大同小異。小異在於:為「我們」抑或為「我」祈求；(ii)先求「勇氣」 抑或「寧靜」(serenity；或譯為「寧謐」；「謐」，粵音「勿」)；(iii)祈求改變「應該」 改變的事情，抑或「可以」改變的事情。
禱文雖短，卻蘊含深意。尼布爾禱文誕生於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期間。1929年10月華爾街股災，道瓊斯指數不足三年間下跌九成，不單重創美國經濟，失業率在1933年升至25%，貧窮人口飆升，也令世界多國陷入經濟危機。德國的經濟危機引發政治危機，人民唾棄現狀，轉而擁護極端的政黨，包括極左的共產黨和極右的納粹黨。後者的領袖希特拉於1933年初被任命為總理不久，便乘國會縱火案（指為共產黨陰謀）引發的緊急狀態取得獨裁權力，開始迫害「國家的敵人」（包括猶太人、羅姆人、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人等），其後更於1939年進侵波蘭，掀起二戰。可以想像，在那個由烏雲密布到急風暴雨的時代，不少人深感無力，甚至萬念俱灰；有些人則雄心壯志，希望力挽狂瀾。禱文既能照顧這兩類人的心態（深感無力的人可求主賜寧謐，接受不能改變之事；希望力挽狂瀾的人可求主賜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也讓每類人考慮相反的可能性，並祈求辨別的智慧。
禱文中的「不可改變」與「可以改變」，呈現對立互補的辯證張力。這是尼布爾的風格，並基於他的基督教人觀。 人是有限的受造物，卻有自由，甚至可以自我超越；人既是上帝的形象，也是罪人（有本罪和原罪）。尼布爾從基督教角度對民主的辯護——「人行公義的能力使民主可能；人行不義的傾向使民主必須」（見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一書的前言，未在中譯本《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出現）——也是例子。
雖然「不可改變」與「可以改變」對立互補，但前者仍是亮點。面對著禮崩樂壞、罪惡橫行的社會，難道基督徒應該接受現實，選擇躺平？若然如此，豈不是正中馬克斯(Karl Marx)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批判？馬克斯認為宗教有如強力鎮痛劑（鴉片），令飽受資產階級壓迫的普羅大眾得以減輕痛苦，因而不覺得必須參與革命以徹底改變不公義的政經現狀。尼布爾當然知道馬克斯對宗教的批判，而他的禱文也求賜勇氣以改變可以改變的事（因而不是躺平），但求賜寧靜以接受不能改變的事，仍然不可或缺。在此或多或少流露出他的基督教現實主義。
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以「現實」的角度分析社會政治現況，起點是基督教的人觀。尼布爾的基督教人觀主要來自奧古斯丁，並經宗教改革時期的路德與加爾文加以詮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漫長的十九世紀，終結了瀰漫歐洲的樂觀情緒，也終結了自由主義神學。新一代的歐洲神學家如巴特(Karl Barth)和布仁納(Emil Brunner)等，重尋宗教改革時期的神學，重視上帝的超越，正視人的罪惡和上帝的恩典。作為倫理學家的尼布爾比起這些歐洲神學家更聚焦於人觀。一書兩冊的《人的本性與命運》(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冊成為討論基督教人觀的經典。人按上帝形象所創造，但墮落後的人則有罪，包括原罪。原罪指人不可避免犯罪的傾向。「現實」的人性是有著原罪和本罪的人性，而罪體現於自我中心、自負、驕傲，也追求感官享受。因此，尼布爾批判一切對人性過份樂觀的思想。他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過於天真，以為基督徒可以憑道德力量、普及教育等，改良社會，建設天國。他也批評和平主義、烏托邦主義，以及美國的自由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認為這些都過於浪漫，忽略人性的有限和有罪以及歷史的悲劇性。從「基督教」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愛無疑是基督教倫理的最高規範，是「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然而，從基督教「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愛（特別是犧牲的愛）不能在社會層面實踐。犧牲的愛在個人層面尚能實踐，因為個人的理性和良知有助約束人的自私自利(egotism)。在社會層面，由於不再是單一人的良知，也沒有統一的意志，較難約束自私自利。諷刺的是，個人的利他主義(altruism)反而助長集體的自私自利；社群愈大，集體的自私自利愈是嚴重。（這是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的洞見。）例如愛國精神(patriotism)，從個人層面而言是高度的利他主義（願意為著國家的整體福祉犧牲個人的利益）。然而，從國際層面而言，一個國家人人愛國，人人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優先（而人人都是罪人），容易敵視其他國家，而人人願意為國犧牲，更可助長軍國主義。二次大戰時的日本人和德國人的愛國表現正是血淋淋的歷史。尼布爾認為，在社會以至國際層面，公義(justice)才是可行的原則。在政治上，公義取決於權力的互相制衡。如此當然不是理想的狀況，但卻是顧及現實的安排。
沿此思路，只求主賜我們勇氣以改變可以改變的事，實在有欠全面，亦容易流於天真。即使我們認清甚麼事情可以改變，也得著從神而來的勇氣努力改變，但因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罪惡，仍可能徒勞無功，甚至可能好心做壞事。面對禮崩樂壞、黑暗籠罩的世代，愈具雄心壯志、希望力挽狂瀾的人，愈應該正視社會的罪惡和自己的罪惡，仰望被釘十架的主，且愈應該同時求主恩賜寧謐，以接受不能改變的事。另一方面，愈深感無力、萬念俱灰的人，在看到自己和社會的罪惡之時，愈要記得自己和他人仍有上帝的形象，仰望從死人中復活的主，且愈應該同時求主恩賜勇氣，以改變可以改變的事。此外，無論那一類人，皆應該求主恩賜智慧，以分辨甚麼可以改變，甚麼不可改變。分辨的前提是要全面地、公允地分析現實處境。全面，意味著不能只看社會的某一領域（例如只重政治和經濟，忽略文化和教育）。公允，意味著認真考慮不同立場和觀點。換言之，我們祈求上帝之時，也勿忘從各種新聞媒體（包括網媒）和社會科學研究報告了解我們身處的社會和世界。
處身這個社會，也許「不能改變的事」愈來愈多，「可以改變的事」愈來愈少，我們的無力感愈來愈重。尼布爾禱文是「我」或「我們」向上帝祈求，焦點是「我」或「我們」的行動——改變或接受事情，並取決於事情可否改變。若然焦點是上帝的行動呢？就如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所求：「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這裡不是祈求上帝使我們可以做甚麼，而是祈求上帝做甚麼。上帝的國（天國）降臨意味著上帝戰勝魔鬼的權勢，審判和拯救世界，並直接掌權管治，帶來公義、和平、聖靈中的喜樂（參羅14:17)。藉著耶穌基督在世的工作，特別展現於趕鬼，上帝的國已降臨人間（太12:28）。然而上帝的掌權仍未完全成就，魔鬼仍然負隅頑抗，所以我們盼望著主再來，盼望著終末的新天新地。這種盼望不是某種「明天會更好」的良好意願，而是即或不然，我們基於復活的主耶穌基督，仍然盼望，仍然堅忍地等候那來臨中的上帝。
延伸閱讀：
Niebuhr, Reinhold.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1952.
Niebuhr, Reinhold..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 London: Scribner, 1960.
Niebuhr, Reinhold..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I: Human Nature. Introduction by Robin W. Lovi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6.
Shapiro, Fred R. “Who Wrote the Serenity Praye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60, no. 33 (May 2, 2014): B14–15.
Sifton, Elisabeth. The Serenity Prayer: Faith and Politics in Times of Peace and War. New York: Norton, 2003.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