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競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
這個世界有罪惡這東西嗎？對與錯有絕對嗎？對一百年前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幼稚的問題：當然有！對今天的人來說，很有人或不懂如何回答，或會以一些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詞彙代替善與惡的語言。頼特提醒我們，善惡的語言既不可濫用，但也不可抛棄，否則對個人和社會都會帶來惡果。
為何今天的人會否定善惡的真實性？我們要歸功（或歸咎）於外現代思潮的解構文化。解構的根基是一份冷眼懷疑cynicism：美善只是一個藉口，讓人們可以堂而皇之去攻擊他們不喜歡的人。世界是一個生存與慾望的戰場，正如獅子為了生存要殺戮野鹿，人類也會為了自己的慾望而攻打他們的敵人。
弗洛依德教導我們，我們的思想是由潛意識主導，潛意識則由潛藏心內的慾望與恐懼所主導，慾望與恐懼是我們生命的主人。福柯教導我們，社會的道德共識是只是一種社群操控的工具，叫那些與在位者作對的人失去了社會中的話語權。接受了後現代文化洗禮的人，相信縱然世上真有絕對善惡，也是人類無法知曉的事情，若是有人自持找到善惡標準，不過是自欺欺人吧。
後現代思想有它的貢獻，它提醒信徒：「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信徒也不例外；無論他們自覺只是在闡述神的話語，還是聖靈對他們的啟示，他們仍是要細心聆聽別人的質疑，沒有人的動機能完全透明。另一方面，後現代誇張了它的洞見：就算人的話永遠混雜偏見和慾望，不代表人的思考都只是偏見，也不代表人毫無能力認知真理。當我讉責像希特拉這樣的暴君，並不是因為我妒忌他的權力。存疑的解讀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原是聖經有的真理，放棄追求真善美卻是自欺欺人的鴕鳥態度，後現代不想美善介入它的虛無心境。信徒不用怕後現代，卻要反省我們如何能活出美善。
頼特提到另一個現代人矮化善惡之心的原因，是啟蒙以來的進步主義：人類可以透過理性的反省和商協，逐步達至理想的社會。按這種進步主義，邪惡不過是一些社會或心理問題，透過人類的努力就可以逐步解決。既然邪惡純粹是一種自然現象，那就用科學方法去解決它吧，宗教或許是止痛的鴉片，或許是無病申吟，總之是畫蛇添足的東西。
不過，當進步主義說宗教是個謊言時，它卻不察覺自己也只另一個謊言；進步主義遊說人們，如果社會有了某種組織或制度(工會、民族團結、福利制度、社會主義、自主民主)，或跟從某政權的帶領，就可以進康莊大道。大家為了這偉大理想奮不顧身，最終卻發覺這理想新世界只是海市蜃樓。文豪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對此有深刻批判：動物驅走了莊主的欺壓，換來的是動物之間的互相欺壓。
此外，進步主義把邪惡非人化，擁抱進步主義的人往往看重社會問題，卻忽視問題下受苦的個人，彷彿這些受苦者只是一個不幸的病例。電影《齊瓦哥醫生》中有一句名言：「在俄羅斯，私人生活已經死去，歷史已把它殺死。」換句話說，面對社會民族的夢想，個人的犧牲是不足惋惜的；在歷史的洪流中，人們經歷過的慘痛（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帶來的)讓我們盡快忘記，遍地都要歌頌進步人民的偉大成就。
按頼特分析，聖經從創世記講到啟示錄，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從起初到末了都是一個善與惡的戰場，人類歷史既不是一場意義意虛無的權力遊戲，也不是某種意識形態或某個民族不屈不撓地前進的故事，而是光與黑暗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角力的記錄。這場角力不但有時空中的意義，更有永恆意義，上主美善的國度會超越時間的終局，我們也需要在永恆中向上主交賬。
頼特在書中數次提到，聖經不是以哲學角度去處理善惡的問題，它沒有為神義論（神既然是全能和全善，為何不阻止一切邪惡發生?）提出一個理性的答案。聖經假設了邪惡的事實，然後敘述神如何在善惡的戰場中與人同行，作我們的元帥和輔導員。換句話說，聖經拒絕以任何理由合理化邪惡，信徒的責任不是明白或合理化邪惡的存在，而是抉擇跟隨基督，一生與邪惡博鬥；在這鬥爭中我們能體會上主的同行，這同行就是基督教對神義論的答案。
既然全能的上主是我們的元帥，為何我們不是所向披靡？為何邪惡的力量不會在我們面前俯首稱臣？因為邪惡的力量透過有罪的人帶來世間各種苦難，要消滅世上所有邪惡的事情，就要消滅一切罪人，包括基督徒在內，挪亞的故事告訴我們，這不是上主選擇的方法。
讓我重覆其中一點：邪惡力量影響可以影響所有人，包括信徒，因為信徒也是罪人。當我們談到邪惡力量，有些信徒立刻想到被鬼附或是廟宇神靈等，真正的信徒不會受到影響。其實邪惡的力量也可以透過世俗的事情引誘我們，比如撒旦就利用大衛的驕傲來誘惑他點算以色列的軍力（代上21:1）。就是重生的信徒，生命中仍然有罪性，仍然會受到撒旦的攻擊而跌落罪行中；近年有不少國際知名的基督教領袖被發現有性醜聞，正提醒我們：「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彼上5:8）
因此，善惡之戰不是一場基督徒對非信徒的鬥爭，信徒和非信徒其實同坐一條船，不同的是信徒知道自己的軟弱，可以藉聖靈的幫助克服部分的軟弱，信徒不需也不應以高姿態去審判世人。信徒要避免跌入基督進步主義，宣稱信徒有一切社會問題的答案，或是社會領袖信主就會帶來和平公義等神話。
上主如何介入這世界中的善惡之爭？聖經強調的是他與受苦的人同行。有時祂會以大能的手拯救受欺壓的人，比如祂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壓迫他們的埃及人；有時，上主卻告訴以色列人要接受和忍耐當前的苦難，在苦難中依靠上主活出盼望，比如耶利米和但以理書的訊息。舊約又指出，苦難的源頭往往神的選民，他們的貴族欺壓自己民族的貧窮人，他們的先知和祭司以語言偽術保持維穩；忠於上主的知先（如耶利米）努力解構這些謊言，卻也不能獨善其他，脫離上主審判以色列人的厄運。
上主與受苦難者的同行，在十字架中到達了高潮。神子雖擁有一切權能，卻超乎人之常情，甘願接受不公義的審判，受盡身體和心靈的折磨，經歷極為痛苦的死亡。十字架沒有為神義論提供了一個理性的答案，卻表明了上主對受苦者的認同和同行。耶穌的復活，表徵了祂不是一個無奈和無力的受苦者，祂選擇進入苦難，也有能力戰勝邪惡的力量和人的絕望。
頼特在書中不厭其煩的告訴我們，信徒對邪惡與苦難最貼地和忠於信仰的回應，不是一個理性的解釋，而是跟隨耶穌的榜樣，與受苦的人同行，與邪惡的勢力博鬥。如果信徒能在自己生命中活出基督的樣式，就是對現代進步主義和後現代懷疑主義最好的回應。
進步主義將邪惡約化為社會問題，個人只是一個數字；但在上主的善惡之爭，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重要的，每個人的抉擇都有永恆的意義。邪惡的力量可以驅使人建立邪惡的社會制度，也可以在個人心靈中驅使人作損人害己的事情。我們不相信人的努力和聰明可以創造人間天堂，無論是甚麼的制度或任何的領袖，都可以被罪惡，所以人類需要上主的拯救。
另一方面，我們的善行如果能夠拯救一個人的生命（無論是肉體或是心靈），我們就在善惡之爭勝了一戰。當然，我們認同社會制度或是共同美善common good的重要，但我們拒絕把個人的痛苦矮化，也不會急於制止苦難人的哀號呻吟。痛苦的人不只是一個要處理的問題，受苦的人應被聆聽和擁抱，以愛心和同行帶給他心靈的醫治。
面對後現代主義，我們認同信徒所有的言行，都無法完全脫離私心和偏見，所以信徒不是以高姿態去審判世人的邪惡，而是以謙卑的心宣告上主的真理，同時尊重別人的話語權。也是刻意選擇與受苦與受壓迫的人群同行，因為我們選擇與那人交往，就是一種重要的宣告，甚麼的價值取向才是我們服膺的真理。
另一方面，我們不是說信徒只可以與受苦者同行（解放神學不是唯一的真理)；在意識形態分裂嚴的後現代社會，我們與某一群眾同行，可能就會自動地使我在另一群眾中失去了公信力。因此，文化智商對後現代信徒特別重要，也要尋問那方面的美善或群眾是我的召命，努力去實踐這召命，也為別人的努力喝采。
最後，在這講求真誠的後現代文化，藝術的表達（歌、話劇、文學、圖像等）在教會的宣告中角色愈來愈重要。過去教會的講道常宣告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答案，這種約化式的宣告可能會給人虛偽之感：你還未聽清楚我的痛苦，為何要給於給我答案？信徒用藝術為世人的苦痛發聲，讓人感受到邪惡的真實，也是今天迷茫的世人需要聽到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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